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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宇的《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，这本书是有一定难度的。无论是黄仁宇对明朝财政问题的深度解读，还是他的解读视角，都和我们以前看到的有关这个王朝的分析很不一样。如果你认真读、仔细想，就会发现它在好几个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，应该说是我目前看到的、关于明朝问题讲得最深刻的几本书之一。
首先，这本书有一个我称之为“范式突破”的亮点——看待一个王朝、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，它的切入点和视角是全新的。
黄仁宇这本书是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角度深入剖析，看完之后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：我们平常总觉得，一个国家税收越低，就能藏富于民，老百姓日子就会过得越好，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直观感受。但实际上，这本书从理论上、逻辑上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批判。
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：当一个国家的税收太低时，整个国家的运转就会出问题。因为国家除了收税，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，而如果税收太低，国家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明朝的整个财政制度是一个非常原始、非常简陋的制度，它没有办法集中全国的财力，导致整个社会的运转、政府的公共服务都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。
但随着国家的发展，开支必然会越来越大，如果税收上限被卡死、无法提升，就只能用其他手段来弥补——间接增加税收，间接鼓励某种腐败，甚至把这种腐败变成制度性的腐败，然后把这些成本转移给专卖商，比如盐商，再由这些商人把成本间接转移给老百姓和消费者。
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：本来可以用更合理的制度解决财政问题，但在明朝设计的这套财政制度下，只能被迫将制度性腐败转嫁给与官府合作的商人，再由商人转嫁给老百姓，最终破坏正常的社会运行秩序，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，直至国家体系崩溃。
这本书的第二个突破，是打破了我们的一个固有认知。
我们一般认为明朝中后期的税负特别重，但这本书的解读让我们发现，明朝的正税其实一直不高，和历代王朝最腐败的时候相比，它的正税部分大概在10%到20%之间，算是比较偏低的。
关键问题不在于正税，而在于苛捐杂税，也就是各种附加费用很高，而且一条鞭法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
第三个突破，是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细节，帮助我们理解明朝财政制度构建的极端复杂性。
如果大家认真读这本书，肯定会有深刻的印象：明朝的财政运作，就好比我们用电脑或手机时，所有APP都不通过操作系统，而是直接写汇编源代码去调用硬件资源——这种方式效率极低。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，是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和不必要的运输成本，让各地就地解决粮食、财政支出等问题，尽可能避免大规模、横向的财富转移，把粮食转运、食盐转运等成本压到最低。
所以，明朝在财政上设计的这套制度，用黄仁宇的话说，就是“指令集中，但管理分散”。管理分散的最终结果，就是财政体系下的每个政府主体，都要自己解决记账、库存、资金调动等问题，这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和数不清的困难。
这些困难积重难返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终于酿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，都是从一开始国家财政制度设计不合理埋下的隐患。
说到这里，我想做一个对比：把同时代的佛罗伦萨和明王朝放在一起，看看会发现什么。
两者几乎是同时代的——科西莫崛起的时候，正好是大明王朝15世纪蒸蒸日上、郑和下西洋的时代；而它们的衰退时间也差不多，都是在16世纪末、17世纪初逐渐走下坡路。
如果从财政税收的角度对比这两个政治实体，会发现它们的管理方法差距巨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一定要进行跨学科、跨地域、跨文化、跨思维的比较：对比同时代佛罗伦萨和明王朝的统治方式，你会发现两者的财政效率简直天差地别。
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货币制度。
在这本书里，黄仁宇对大明王朝货币制度的解读，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：随意性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朱元璋发行“明宝钞”这种纸币时，是什么心态、什么方法——他根本没有任何货币制度的总体构想，不知道货币发行需要控制总量，不知道生产力要和纸币制度相配合，不知道要维护币值稳定、合理调节货币、稳定货币信用，这些他全都没考虑。
书中提到，朱元璋一年之内，赏赐给外藩、大臣和手下的明宝钞，就达到好几千万贯，相当于当时财政税收的一半，而且连续几年都这么干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这种货币思想，完全没有任何货币思维，只有极度的随意性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。
我们对比一下佛罗伦萨就很清楚了。它发行的金佛罗林，当时是整个欧洲的通行货币，含金量极高，币值也高度稳定。单从这一点，就能看出双方对货币问题的认知差距有多大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佛罗伦萨才能繁荣发展几百年，它的金佛罗林成为当时欧洲的储备货币，也是最早的世界通行货币之一。
再看明朝，一开始推行明宝钞，才几十年就没人用了——大幅贬值，彻底丧失信用，老百姓再也不相信政府发行的纸币。后来转而推行铜钱，但明朝的铜钱始终没做好，整个明王朝一共发行了80亿枚铜钱，而北宋一年的货币新增量就有二三十亿枚。所以，明朝的铜钱供应严重不足。
主要原因出在制造能力上，而制造能力不行，又源于明朝落后的管理方式——它实行一种非常原始的、永久继承的户籍制度，把工匠、军人、农民等各个阶层的人，都划分成固定的类别，子承父业、不能随意更改职业。
比如军户的子孙永远是当兵的，工匠又分成好几百行，无论是烧盐的、织布的、瓦工、泥匠，都只能从事祖辈传下来的职业，不能随便转行。
这种直接管人的方式非常落后原始，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的资源整合和资源配置优势，导致整个国家的运行效率极低。书中专门提到，政府的工匠造出来的货币，质量还不如私钱，原因就在这里：社会分工停滞甚至萎缩，没有竞争，工匠也就没有提升技艺、改进质量的动力。
再往后，明朝不得不使用白银作为货币，但使用白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。书中专门讲到，一条鞭法实行前后，出现了银根紧缩（也就是通货紧缩）、物价下跌的情况，这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。
因为老百姓交税时，需要把粮食换成白银，而粮食价格大跌，卖不上价，再加上银铜兑换的差价，相当于老百姓要交更多的粮食，才能凑够规定的税银，负担大大加重。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其实都是货币制度混乱的具体体现。
除了货币制度，记账体系的差距也很大。佛罗伦萨当时已经有了高度精确化的记账方式，而明王朝的整个财政管理系统，根本没有建立起一套高效率的记账体系，混乱到了极点。
我把明朝的记账制度和财会制度，称之为“去中心化、离散化、分布式的记账体系”——听起来很像现在互联网的精神，但明朝根本没有相应的技术能力来支撑这种体系。
这种体系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皇帝一个人充当“总会计师”，要求全国各个部门、各个地方政府分别记账，再向他一个人汇总。而户部（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）的部长，仅仅是皇帝的财务顾问，只能提供建议，没有实际的统筹管理权。
书中提到了好几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“国库分裂”——国库不统一，每个部门、每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小金库，完全没有预算控制可言。兵部、工部、礼部、吏部，还有两京十三省的每一个地方政府，都有自己的银库、粮库和各种物资库。
明朝采取这种方式，初衷是为了节省运费：不用把各地的粮食、物资运来运去，让各地就地解决财政支出，每个地方只需要向中央报流水账，再由户部在中央层面进行统计、合并账目，实现统一规范，这样就能减少粮食、食盐等大规模物资调动的运力损失，节省财政和行政成本。
但实际上，这种办法导致户部完全丧失了做预算、进行统一记账的能力。书中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全国的宫殿修造、舰船漕船修造、大型水利工程，都由工部负责，工部自己做预算，根本不需要户部批准，它有自己完整的账本和金库，不用到户部支银子，户部只负责记录一下流水账而已。
兵部也是如此，两京十三省的二百六十个府，同样是这样的操作。这种情况，我们用一个公司管理的例子就能明白：
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财务部，会计只是负责记录每个部门的流水，而财权完全下放给每个员工，每个员工都能随意使用公司的钱，结余的钱还存在自己的小金库，没有任何预算约束——今年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花完只要说是为公司办事，结余的钱就归自己。
大家可以想想，这样管理公司，财务会乱到什么程度？而这，就是明朝典型的财务管理模式。我记得上次讲《大明王朝1566》这部电视剧时，开头有一个镜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：几个部门在吵架，兵部超支了300万两银子，户部的人很生气，双方争执不休。
后来才搞清楚，这300万两银子根本没用到兵部，而是工部借兵部的名义，先去深山老林采木材，后来发现成本太高，又从南洋采购木材，用来修宫殿。
大家想想，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由财政部（户部）说了算吗？不应该由财政部门制定预算吗？每个部门都应该向财政部门负责才对。
但明朝的情况恰恰相反，《大明王朝1566》里反映的，仅仅是兵部、工部和户部三者的矛盾，而真实的矛盾，比电视剧里的情况复杂一万倍——全国每个地方政府，甚至到县一级，也就是二百六十个府下辖的数千个县，全都在这么干。
这会导致什么后果？每一个行政主体都在动用国家资金，花完之后就把钱存到自己的账户上。皇帝对他们的要求是：今年给你安排任务，比如修多少艘漕船，就用你去年账户上结余的钱，朝廷不再另行拨款。
这样一来，全国的资金就全部分散在每一个行政部门的单独资金池里，无法汇集起来，只有皇帝一个人能调动这些分散在成千上万小金库里的钱，而且必须下圣旨才能调动。
书中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：皇上让兵部把多余的钱转到户部，兵部就和户部争执不休，最后皇帝下了圣旨，兵部才不情不愿地把钱转过去。这种情况，必然导致财政效率严重低下，国家根本无法正常运转。
这就是为什么说明朝的财政管理制度，甚至不如唐朝、宋朝，比元朝都落后，连蒙古人的管理水平都没达到，甚至还不如后来取而代之的清朝。
从财政这个角度来说，黄仁宇提出的观点非常有震撼力：明朝的财务系统混乱程度，堪称中国历代王朝之最，没有哪个朝代能比它更混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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