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，72岁的台湾老兵王德耀，背上行囊，回到了阔别38年的舟山老家。随着他的敲门声，驼背的妻子刘谷香走了出来，两人四目相对时，双方都愣住了，这一幕正好被随行的摄影师记录下。
三十八年了，舟山的空气里依旧弥漫着咸腥的海味和晚桂的清香。王德耀推开滨海路27号那扇斑驳的木门，视线落在了院子里那棵两层楼高的枇杷树上。他记得走的时候，那树才刚冒尖，如今已是枝繁叶茂。
堂屋内，一个佝偻的身影正背对着门口，在柴火灶前忙活。铁锅里煎着带鱼，“滋啦”声伴随着草木灰的烟气升腾。王德耀喉咙发紧，轻声唤了一句：“谷香……”
那身影僵住了。刘谷香缓缓转过身，手里还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。她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鬓角结了霜，额头的皱纹像干涸的土地。
两人隔着三步远的石板路，像两尊雕塑，任由岁月的潮水在中间疯狂奔涌。直到王德耀摘下礼帽，露出左耳廓那个熟悉的豁口——那是他幼年翻墙摘桑葚时留下的印记。
“德耀……真的是你？”刘谷香枯枝般的手颤抖着，猛地在围裙上胡乱擦拭。
这一刻，时间倒流回了1949年。那时候，他们才结婚不到三年。王德耀被拉走的那天，刘谷香肚子里正怀着孩子。他在码头边拼命回望，大喊着：“等我回来，孩子生了叫我一声！”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等，就是整整三十八个春秋。
这些年，刘谷香活得像个苦行僧。公社时期，台风刮断了她的腿，由于背着“台属”的身份，她没少受冷眼。有人劝她改嫁抵债，她固执地指着门上那块褪色的“光荣军属”牌子说：“德耀在外面还没回来，我改了嫁，他找不到家怎么办？”
她没日没夜地给那个模糊的地址写信，通过香港的亲戚转寄。她不知道王德耀在哪里，只能一封接一封地投进邮筒。
三十多年里，她寄出了600多封信，可每一封，最终都因为“查无此人”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。刘谷香把这些退信像宝贝一样锁在陶瓮里，那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
而海峡对岸的王德耀，过得并不如意。他驻防金门，每当深夜，炮火声停歇，他总会梦见家乡。
1952年的五月初八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谷香生了个胖小子，醒来时胸口疼得像被火烧。
他在给家里的家书中写道：“五月初八梦见你生娃，醒来胸口疼得紧。”这封信在香港流转了半年才送到谷香手里，而那天，确实是他们儿子的生日。
在台湾的漫长岁月里，王德耀为了守住这份忠贞，始终独身一人。他攒下的每一分钱，都换成了小面额的汇款单，寄往那个不知生死的家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在信里从不敢提政治和战争，只敢写：“身体尚好，望自珍重。”
1987年，台湾当局终于开放探亲。王德耀那时候已经被查出胃癌晚期，医生说他没几个月了。他拒绝了手术，变卖了在台北的所有家当，去西门町的“林万发银楼”订制了一对缠着红丝线的银镯。
当王德耀颤抖着手，从行李箱里翻出那个铝饭盒，打开层层包裹的红布时，刘谷香的眼眶红了。
“谷香，这镯子，迟到了三十八年。”王德耀拉过妻子的手，那只曾经细腻的手如今满是冻疮和老茧。银镯套上去的那一刻，刘谷香压抑了半辈子的委屈瞬间崩塌，她伏在丈夫怀里，哭得像个弄丢了玩具的孩子。
接下来的二十五天，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温存。刘谷香每天用黄酒煮红糖接风蛋给王德耀补身体，王德耀则坐在枇杷树下，给孙辈讲述那些没能抵达的思念。
他没有告诉妻子自己患癌的消息，只是每天早起，贪婪地看着她清扫院子，听她絮叨邻里的琐碎。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王德耀靠在摇椅上，手心里攥着刘谷香那块绣了一半的并蒂莲手帕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他的行李箱底层，放着那张折痕累累的胃癌诊断书。他用最后的生命火光，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王德耀走后，刘谷香按照舟山的旧俗，在墓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并标注为“未亡人”。她把那600多封被退回的信，整整齐齐地码成九捆，当作陪葬品付之一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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