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27年4月,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,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,有10磅重,超过了正常标准,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,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,只能用产钳助产,但因用力过大,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,无法成活!
1927年4月,广州西关保生医院里,一张小小的病床上,一份病历被汗水浸透了——上面清清楚楚写着:“胎儿体重10磅”。
那年邓颖超才23岁,她在产床上硬生生熬了三天三夜,整整七十二个小时,孩子太大,卡在产道里出不来,那时候根本没有剖腹产这个选项。
主治医生王德馨实在没办法了,只能用上最原始的方法,冰冷的产钳伸进去,一下一下用力往外拉,婴儿的头被夹得变了形,孩子生下来浑身发紫,连一口奶都没喝上,就这么走了。
几天后的4月15日,产房的门突然被撞开,省委妇女部的陈铁军戴着珍珠耳环,气喘吁吁地压低声音说:“特务正在挨家挨户搜人!”
蒋介石的“四一二”清党行动已经开始了,这张大网正扑向这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年轻母亲,同时,在上海的周恩来发来紧急密电,只有一句话:快走,先去香港,再去上海。
生死关头,产后休养根本顾不上。
1925年秋天,那时邓颖超21岁,刚怀上孩子两个月,心里却只装着广东的妇女运动,她自己去街上买了打胎药,一口就喝了下去,周恩来东征回来知道后气得直拍桌子:“革命和生孩子怎么就成对立的了?”
那次争吵之后,1926年冬天,邓颖超又怀孕了,这一次两人都特别小心,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专门赶来照顾,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也一封封写信,满心期待。
可谁想得到,所有的期盼和小心翼翼,最后都被保生医院那把冰冷的产钳彻底打碎。
搜捕的军警冲到医院那天晚上,王德馨医生挡在了最前面,他指着门上的十字架标志,毫不退让地说:“这是德国人的医院。”那些持枪的人,一时也没敢硬闯。
趁着医疗船队去香港采购药品,邓颖超和母亲藏在货舱最底层,船在海上一路颠簸,她们就在黑暗和腥臭味中逃出了广州,这一路的折腾和痛苦,彻底拖垮了她的身体。
1927年5月1日,上海下着细雨,《申报》上悄悄登出一则寻人启事:“妻携幼女寻夫”——这是接头暗号,当两人终于在日租界见面,把邓颖超送进日本福民医院时,最坏的消息来了。
产后恶劣的逃亡环境导致严重感染,子宫永久受损,这份诊断书,彻底断绝了他们生儿育女的可能。
“没孩子就没孩子吧。”周恩来紧紧握着妻子的手,这句话定格在1927年那个阴雨的初夏,
亲生骨肉的失去,让他们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家庭,后来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想把自己的六个孩子过继一个给他们,周恩来摇摇头没同意。他转身指了指墙上那份长长的烈士名单。
蔡博、钱瑛、罗西北,还有那个被周恩来亲手教识字、邓颖超连夜做棉衣的孙维世……十几个在战火中失去父母的孩子,被他们一一接来照顾。
自己的孩子在1927年春天没能保住,但那些没能给出的爱,全部倾注到了这些被叫做“小超”的孤儿身上,这场关于家庭和革命的艰难抉择,最终以另一种方式,得到了回答。主要信源:(澎湃新闻——邓颖超寄侄周保章:疾病不足惧,爱情犹可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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