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4月，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，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，有10磅重，超过了正常标准，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，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，只能用产钳助产，但因用力过大，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，无法成活！
1927年4月，广州西关保生医院里，一张小小的病床上，一份病历被汗水浸透了——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“胎儿体重10磅”。
那年邓颖超才23岁，她在产床上硬生生熬了三天三夜，整整七十二个小时，孩子太大，卡在产道里出不来，那时候根本没有剖腹产这个选项。
主治医生王德馨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用上最原始的方法，冰冷的产钳伸进去，一下一下用力往外拉，婴儿的头被夹得变了形，孩子生下来浑身发紫，连一口奶都没喝上，就这么走了。
几天后的4月15日，产房的门突然被撞开，省委妇女部的陈铁军戴着珍珠耳环，气喘吁吁地压低声音说：“特务正在挨家挨户搜人！”
蒋介石的“四一二”清党行动已经开始了，这张大网正扑向这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年轻母亲，同时，在上海的周恩来发来紧急密电，只有一句话：快走，先去香港，再去上海。
生死关头，产后休养根本顾不上。
1925年秋天，那时邓颖超21岁，刚怀上孩子两个月，心里却只装着广东的妇女运动，她自己去街上买了打胎药，一口就喝了下去，周恩来东征回来知道后气得直拍桌子：“革命和生孩子怎么就成对立的了？”
那次争吵之后，1926年冬天，邓颖超又怀孕了，这一次两人都特别小心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专门赶来照顾，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也一封封写信，满心期待。
可谁想得到，所有的期盼和小心翼翼，最后都被保生医院那把冰冷的产钳彻底打碎。
搜捕的军警冲到医院那天晚上，王德馨医生挡在了最前面，他指着门上的十字架标志，毫不退让地说：“这是德国人的医院。”那些持枪的人，一时也没敢硬闯。
趁着医疗船队去香港采购药品，邓颖超和母亲藏在货舱最底层，船在海上一路颠簸，她们就在黑暗和腥臭味中逃出了广州，这一路的折腾和痛苦，彻底拖垮了她的身体。
1927年5月1日，上海下着细雨，《申报》上悄悄登出一则寻人启事：“妻携幼女寻夫”——这是接头暗号，当两人终于在日租界见面，把邓颖超送进日本福民医院时，最坏的消息来了。
产后恶劣的逃亡环境导致严重感染，子宫永久受损，这份诊断书，彻底断绝了他们生儿育女的可能。
“没孩子就没孩子吧。”周恩来紧紧握着妻子的手，这句话定格在1927年那个阴雨的初夏，
亲生骨肉的失去，让他们重新理解了什么是家庭，后来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想把自己的六个孩子过继一个给他们，周恩来摇摇头没同意。他转身指了指墙上那份长长的烈士名单。
蔡博、钱瑛、罗西北，还有那个被周恩来亲手教识字、邓颖超连夜做棉衣的孙维世……十几个在战火中失去父母的孩子，被他们一一接来照顾。
自己的孩子在1927年春天没能保住，但那些没能给出的爱，全部倾注到了这些被叫做“小超”的孤儿身上，这场关于家庭和革命的艰难抉择，最终以另一种方式，得到了回答。主要信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邓颖超寄侄周保章：疾病不足惧，爱情犹可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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